蒙冤四十七载话沧桑
——记抗战老兵方川先生的传奇人生
（一）求见张爱萍
据说北京的鼓楼起源于汉代，史籍记载汉代已有“天明击鼓催人起，入夜鸣钟催人息”的晨鼓暮钟制度。两楼前后纵置，气势雄伟，巍峨壮观。而数百年后，当共产党人掌管天下后这鼓楼就成为历史文物，离东交民巷不远的小巷也成为北京城的中心区域。当时间老人来到上世纪的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热潮也把这小胡同熏染得特别有味。胡同两边旧貌似呼换起了新颜，炸榴莲、炒酸奶、盐酥鸡、臭豆腐，哦，还有南方人爱吃的豆腐花……哟呵呵，样样齐全。胡同口是这样，但拐了个弯，就十分清静了，连片的四合院分明在述说明清的达官贵人在这里居住的历史。
1994年北京的深秋来到特别的早，刚刚才进入10月，全城就刮起了“飕飕”的西北风。这时，从豆腐花店里蹒跚着走出一位约70岁左右中等身材的瘦削老人，这位老人不是别人，正是如今住在溧阳古城西后街95岁的抗战老人方川先生。这次老人来北京是受邀参加中国空军航校50周年与海内外的200多名老同学、特别是与自己的同班老同学韩国空军总参谋长金信会面。但最主要的任务他要找自己的老战友、老首长开国上将张爱萍述说自己的的冤情。
老人按号码在巷子的深处找到了张爱萍将军的住址，警卫工作人员很快就打开了门把方老接进了客厅，更让方老激动的是张爱萍将军的夫人李又兰女士早已在会客厅等待，这位李又兰女士1938年参加新四军，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G产党。抗日战争期间，曾任新四军军部速记班班长、新四军政治部巡视员、华中局党校组织干事、新四军三师政治部组织股股长等职。曾被称为新四军中一枝花。
一番寒暄后，李又兰对方川说：首长（指张爱萍）已经从聂大朋同志那里听到了你的一些情况介绍，他虽然离休了，对你的遭遇十分同情，本来今天上午他准备出去的，听说你要来，就临时改变了注意，他也想见见你，他现在就在书房里等你。
如今已经24年过去了，当年和张爱萍将军在书房里的相见及促膝谈心令如今的方川永生难忘。张爱萍将军详细听了方川四十多年的遭遇，用放大镜看他的申述材料，还不时地询问和提出一些问题。方川说：我们的见面几乎用了整整一个上午，分别时，这位已经84岁老将军握着这位受冤老军人的说，你安心回去吧，世界上的事，对的就要坚持，错的就要改正。
方川老人对笔者说，其实，张爱萍将军对我影响并不深，我在复旦大学毕业前一年即1949年8月1日参加华东新闻学院学习近一个月后，9月25日就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军任军部随军记者，后来三十军并到华东海军，我就在华东海军司令部政治部教育科负责文化教育，那时张爱萍就在华东海军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位当年的司令员和一个排级的小军官之间是毫无关联的，方川诙谐地说，我认识他，他不一定会认识我，但他是我的老领导是不争的事实。史料显示：渡江战役伊始，张爱萍受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任华东海军司令员兼政委。创办了我军第一所海军学校及第一个海军技术研究指导机构——海军司令部研究委员会。从接管国民党海军机构、舰船开始，不到两年时间，就建起一支具有较强作战能力的海军部队。
方川老人说，我受冤后，张爱萍将军已由华东海军调往第九兵团任司令并兼浙江军区司令员，直至44年后两人第一次见面，才是真正意义上面对面的见面，那时，张将军仅仅是听说原华东海军司令部政治部教育科的一个大学生给抓起来了，他想不到就是我！
（二）出生于河内
史料记载，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任嚣、赵佗率军南下，统一了岭南。任嚣平定岭南后出任南海郡尉并在南海郡番禺县内建城作为郡治，因郡治处番山和禺山之间，故起名为“番禺城”。公元226年，孙权为便于统治，将文州分治，分成交州和广州，因为把州治从广州东迁到番禺，故名广州。那么，历史上广州（番禺）一带的方姓从何而来的呢？一些资料显示，方氏源出河南，自“方叔以后，以字为氏，望出河南”。后世全国各地的方姓大多是由河南迁出的。大概在宋宁宗时期，方氏开始南迁，即从今河南的光山、潢川迁往福建，广州一带。
喜欢问根刨底的我与方川先生攀谈是从他的祖籍是哪里人开始的。他说，我的先祖是哪里人不清楚，但从我记事起从爷爷嘴里知道了祖上一直在广州，世代居住在番禺。晚清末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皇朝后，中国的局势仍无大的改观，人民还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活路，为了生计，方川的爷爷不得不拖儿带女背井离乡，漂泊到越南的河内谋生。那时，越南已是法国的殖民地，爷爷带着一家老小来到人地生疏、举目无亲的地方，度过了最为艰难困苦的日子，方家人用自己勤劳、勇敢、智慧，终于在河内站稳了脚跟，生活也慢慢有了起色。
到了父亲这一代，方家做生意已经很有名气了。父亲方景泰从爷爷手里接过了米行的家业，把生意搞得如火如荼，成为河内海边街（法国名称格琳蒙索街）知名的米行老板。不久，方景泰与河内一小商人家的三女儿结为伉俪，三女儿名叫苏氏安，虽是纯种的越南人，倒也长得亭亭玉立婀娜多姿。识文断字的她可能自小受家庭的影响，过门以后，很快成为米行的当家人。这还不算，为了扩大经营规模，在丈夫方景泰的支持下，她还在河内的另一个街区又开了一家米行，而且购置了两部大卡车专门运货。
1924年10月15日，也就是阴历8月22日，方川出生了。富有文化底蕴的方景泰夫妇为儿子提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叫方雄洲，也许父母亲要这孩子将来称雄亚洲，为方家、更为国家争光。方川兄弟姐妹5个，他是老四。看着老四宽阔的天灵盖、大大的眼睛，肥肥的耳朵，父亲断定这孩子将来一定很有出息，高兴之余，还请亲朋好友到格琳蒙索街法国人开的餐馆大吃了一顿法国大餐。事实也真如父母的预料，小方川在很小时就展露了他聪明的灵性，五个孩子中他最受母亲的宠爱，上班时也把小方川带在身边。这也真应验了溧阳人“老子女女老子女女，娘儿伙啰娘儿伙啰”的老话。方川的母亲苏氏安英年早逝，母亲是难产不幸死于医院，当年小方川只有六岁。如今，已经88年过去了，提到这位越南籍的母亲，方川还是抑制不住悲伤和怀念的心情。
方川7岁就上学了，当时的华侨从20年代起就在越南创办华侨教育，并日益得到发展，1931年暨南中学和中国公学在越南的堤岸成立，始办中学教育。而方景泰把自己最聪明的儿子方川送到办在河内市中心区域的中华小学，这是一所完全由华侨创办的学校，这所中华小学不但开设全日制小学，而且开设了初中部，以中文为主，采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制的教材。方川在河内的华侨学校学习是非常用功非常刻苦的，学习成绩总能名列全班前茅，单科成绩经常满分。
同时，生在河内长在异国的方川通过学校正统的原汁原味的国语老师的教育，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父亲言传身教下，从小就对自己伟大的祖国和人民怀有深刻的感情。当抗战全面爆发后，已经小学毕业的他经常参加当地华侨团体组织的一次次抗战活动宣传；让他知道了祖国大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二十九军吉文星团在宛平城射出了捍卫尊严的第一枪；以及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在河内欧洲大酒店被锄奸团刺杀等等。此刻，这位海外赤子，一位以优异成绩升入初中的学生，第一次萌发了准备掇学参加抗日队伍的念头。
（三）赴延安受阻
由于法国在二战初期直至战败前一直施行绥靖政策，法国的殖民地越南就处于战争的大后方，故也成为以蒋介石为首的抗战派民国政府（重庆政府）、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南京政府）以及日寇暗中的争夺之地。民国政府派出刺杀汪精卫的锄奸团以及派出的大量的中统和军统等大量情报人员遍布于越南，从事锄奸、爆炸、收集情报等抗日活动。而此时的河内成为已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
此时，中国大陆抗日烽火迅速传到河内，民众的抗日热潮特别是广大华侨抗日热情高涨，但法国殖民和地方当局管制的特别严厉。已经上初中二年级的方川经常在周末或晚上跟随华侨和伙伴们去听中国大陆的抗战演讲和报告会。参加这种抗日救亡活动的绝大部分都是讲广东普通话，在会上作报告演讲的人都用这种话，主要是防止汉奸或政府侦查人员的告密和破坏。那时，法国殖民当局和地方政府哀叹：“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讲官话”。方川所在的华侨学校连夜决定用只有同乡人听得懂的普通话授课。而且定期举办抗日演讲比赛、戏剧比赛，鼓励大家多说家乡普通话。这样一来，让原来说闽南语潮汕话和广东话的学生顿时都消除了隔阂，相处十分融洽。抗战初期学校施行的国语活动，大大帮了方川和这些华侨学生的忙，使得许多该校的年轻老师和高年级学生都主动回国，考取了陆、空军学校。
受越南地下抗日救亡组织对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宣传教育，方川和几个伙伴听了讲解人的美好描述后，决定投奔延安，经多次商量和探讨，几个小伙伴决定沿着公路一路朝北走，投奔延安。今年已经94岁的方川对我说：我那年最多也只有十四、五岁，我是瞒着父亲和家人走的。因为那时父亲和我在当兵和不当兵之间已产生了巨大的裂痕，世代在番禺长大的父亲竟然拿着竹棍在我身上猛抽了一顿，因为“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中国传统的观念始终占据着父亲的脑海。但是，八个月后，方川终于约了几个小伙伴，跨上了投奔延安的路程。
我们一直往北走，我们终于来到了中越边境越南一侧的芒街，住了一夜后，第二天晚上，我们渡过了一条小河，来到了中国的土地东兴，当年芒街与东兴是一河之隔。我们在东兴一边遭到了国民政府抗日部队的拦截，中国东兴驻军看到我们都是小孩，请示上级，让我们立即回原籍（河内），说在原籍一样抗日。但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坚持要到北上，到延安抗日。就在我们与当地驻军相持时，来了一位国民党的军官，他叫邢森洲，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央党部越南办事处主任，是一位老资格的国民党人，是一直追随孙中山的弟子，为了巩固和保卫抗战的大后方，他受命在中越边境组织各种青年训练班，为抗战提供各类技术和专业人员，为反攻作准备。邢森洲的偶然到来和一番劝说，让这些投奔延安抗日的孩子们感到，反正是抗日，那里都一样，随后他们被安排进入东兴训练班，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政治学习、军事训练、纪律教育。进入训练班前这些孩子经过了文化考试，方川以第一名的成绩被编入电报通讯班，学习初步的电报翻译和报话收发。
1940年秋，号称有120个正规师的法国被希特勒打得一败涂地，俯首投降，随之日军不费一枪一弹从海防港登陆，长驱直入迅捷占领了全越。大敌当前，作为炎黄子孙，方川和大家都投入了抗日战斗，与狰狞恶魔进行力量悬殊的抗衡。由于没受过进一步的专业训练，加上技术落后，电报机笨重噪音大，发现日寇的汽车和巡逻车就不得不停止发报，改写微型小字塞入卷烟内，或用米汤写在书报空行间，机器一坏就得赶紧送外地检修，风险极大。为了使亲人免受株连，大家都不约而同登报与家庭脱离关系，亡命外地，完全是一幅“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悲壮情景。
（四）考取空军航校
珍珠港事变后，日寇为稳定后方，经常搞突然性的大规模搜捕，肆意逮捕大批的爱国侨胞。东兴训练班结束后，方川和同伴们都回到了越南各自的家乡，从事地下抗日斗争。在敌人大肆搜捕下，好些同伴当年都壮烈牺牲在敌人的酷刑之下，一想起当年牺牲的同伴，方川就会感到无比的思念和难受。由于日久受牵连，方川的身份也陆续被暴露，为了摆脱敌人的追捕与重新部署，只有跋山涉水穿越无人烟的广袤荒山区回国。
这是一条异常凶险、危机四伏的回国路线。“我们要在越北的原始山林中，在雨季后杂树野草疯长的山腰踏出一条羊肠小道。而在通过两峰间峡谷高悬激流上，桥板残缺，临风剧烈晃荡的铁索吊桥，一不小心就会失足坠下而殒命。人就像醉汉一般跌跌撞撞，一步一停艰险地向彼岸移动。刚过吊桥的风险，我们还要闯过土匪、野兽、瘴疠、蚂蟥侵害的凶险。”方川说。
由于与少数民族无法语言交流，找不到向导，因此在山谷难见天日的密林中时常迷失方向，途中就有两人在泅渡激流时弱水遇难。一位老马夫在崎岖悬崖失足坠落深谷。我们的队伍虽然后来得到了全副武装马帮的护送，同时也得到了途经各县自卫队武装接力护送。由于越北地区的险恶环境，原估计十多天的路程，我们却在这个八卦阵中悠转了两个月，才投入祖国的怀抱。
回家休整了短短的一个礼拜后，1942年年底，方川受命来到了昆明，不久就跟随行动组来到了重庆，主要还是给邢主任抄写材料，翻译电文和一些日常的秘书工作，这一呆又是一年多。1944年8月，重庆的复旦大学招收优秀的华侨青年入学，并优惠开设了华侨先修班，方川得到消息后，立马辞掉了工作，考进了复旦大学华侨先修班。学习一个多月后，更好的机会来了，中国空军军官学校来校招生，方川毫不犹豫立即报考了这所当年响当当的黄埔空军军官学校，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在昆明的空军学校地面训练了三个月后，方川与一同考取的第24期航校生被送到印度的腊河，这就是抗战时期有名的“中国空军军官学校腊河分校”。
资料显示，中国空军军官学校是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空军班的基础上，于1932年在杭州的笕桥建立的中央政府航空学校，三年后在洛阳、广州成立分校。抗战全面爆发后，该校迁至云南昆明，1938年更名为空军军官学校。根据中美双方的计划，方川这批空军学员，在腊河进行基础学习和训练后，经考核成绩合格后，将送入美国空军院校进一步深造。1945年5月，方川这批年轻的空军学子来到印度的腊河，开始了紧张的学习和训练。8月15日日寇宣告无条件投降，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马上可以赴美国学习的学员全部回国，1946年4月，方川等全部空军学员回到了学校的大本营杭州笕桥机场。
曾经被日寇占领的笕桥机场一片狼藉，刚刚从腊河回到学校的方川等学员们每天都在干修复飞机跑道及修复被日寇破坏的设施。不久，1946年的6月内战爆发，新一轮的战争阴霾笼罩大地。1946年的8月，方川在踢足球时受伤住院，与他同住一个病房的笕桥中学的教育处长吕天龙也胃病住院，面对国内的形势，两人都忧心忡忡。“有一天晚上，吕天龙和我聊的特别长，他真诚地对我说，现在形势非常微妙，前途难测，你现在很年轻，正是学习的时候，我真诚的建议你别干了，还是上学去吧！”方川记忆非常清晰地说。
（五） 从航校到复旦
吕天龙教育长的话让方川苦思冥想了整整一夜，不得其解。进入中国空军军官学校两年来这一幕幕学习、训练情景就像电影一样在脑海中闪现。在昆明本校的飞行地面训练和理论考核，他总能拿到好的名次，就连大他一岁基础非常好的同班同学韩国棒子金信也不如他（金信上世纪60年代曾任韩国空军参谋总长）。到了印度腊河分校以后，就不在地面训练了，在美国教官的严厉指导下，开始学驾驶飞机。方川这一批是中国空军军官学校专门学驾驶技术的第24期学员，足有100多号人。那时他们学的教练机已经得到了提升，是一种新型的PT17双翼教练机，蓝蓝的机身，黄黄的机翼非常漂亮。方川清楚记得他是所有学员中最早飞上蓝天的，同时也是不要美国教练陪伴单飞蓝天最早的学员之一。
方川这次受伤住院是在一次与25期的学员足球对抗赛中被对方故意犯规造成右臂骨折。吕天龙教育长的一番话后，没几天，几位复旦的老同学前来看望他，大家在一起悄悄的攀谈时局，连天天与方川打交道的护士长也插进来聊天，大家都认为，为避免内战，乘这受伤的机会退伍。“我于是在出院后婉谢教官愿为我加班补课的好意，毅然放弃天马行空的生涯和驰聘绿茵的宿愿，回校复学，踏上了另一个人生旅程，”方川无不感慨地说。
方川进入复旦大学重新复学之日，也是国共两党的血战打得闭天遮日之时，从报纸和电台不断传来国军失利的消息。国军在东北战场、华北战场、中原战场、山东战场的失利，让方川深感当时退伍复学决定的正确。当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打得如火如荼之际，复旦大学的学潮也开始闹得甚嚣尘上。方川说：“主子倒台前非常疯狂，处在风口浪尖的上海在一浪高过一浪的罢工和学潮下，犹如大海中的一叶小舟。在军事管制下，当局时刻在制造着血案，一刻不停地查禁书，全市处于戒严状态。我们学校的“旦声社”顶风公演洗星海著名的《黄河大合唱》，复旦成了咆哮的黄河，沸腾的校园。动荡骤变的形势促使我在日益高涨的革命洪流前认真审视自己。”
“同学们之间开始传阅《新民主主义论》，我开始偷偷收听新华社广播，从中享受解放区朝气蓬勃的新气象。在白色恐怖中，面对荷枪实弹的军警，我坚决响应地下学联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号召，与同学们一起，声援被当局无理逮捕的教授和学生，强烈谴责当局制造的一桩桩血案，始终站在学潮斗争的第一线”。方川说到在复旦大学的学习生涯，无一不在述说着自己作为一个莘莘学子的正直的思想和理念。
1949年4月23日，解放大军渡过长江后，复旦大学被强令驱散，所有男同学上海无亲友在沪的，一律回原籍，不回去的一律抓起来。方川和一批进步同学迅速转移到了由袁教授为校长的上海山海关路育才中学，晚上就睡在学校大礼堂的地板上，躲过了一劫。让方川最难忘记的他差一点牺牲在上海解放前夕：“大约是离上海解放半个月左右，这时整个上海在解放军的包围下，炮声隆隆。我受托连续多次骑车跟随从外滩开向徐家汇的公交车后作为掩护，伺机与被关在复兴中路达人中学的同窗联系。由于先前骑车联系的同学暴露被捕，我又过分专注，没发觉我已被军警暗中跟踪，军警持枪欲对我拘捕，我急中生智，高声嚷道，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的突然反常举动，让军警一愣也摸不着头了，但仍非常警惕要我出示证件，我立即拿出印度腊河空军分校的身份证（方川时常带着乘车可免费），军警一看无误，而上面的英文又不认识，只得尴尬地放了我。但要我在盘查单子上签字，此时我强装镇静但手抖得无法写字，此刻我想到上海临近解放却被杀害，岂不太遗憾了。正在千钧一发时刻幸遇桂承宣和沈冰静同学路过（桂承宣在福建省纪委书记任内离休），见状自愿代笔才将要点记下，让我逃过了一场生死大难！
（六）参加解放军
1949年5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主力胜利渡过长江后，对国军重兵据守的上海市进行了一场城市攻坚战。人民解放军发动以消灭汤恩伯主力、解放大上海为目的的“上海战役”。最终，此战除汤恩伯率5万人乘军舰撤逃外，第三野战军歼灭国军第51、第37军和5个交警总队全部及第123、第21、第12、第75、第52军大部，共15.3万余人，缴获各种炮1370门，坦克、装甲车119辆，汽车1161辆，舰艇11艘。
上海的解放彻底粉碎了国军利用上海继续顽抗、抢夺资财及挑起国际事件的阴谋，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1949年5月27日，上海守城部队投降，上海彻底解放，回到了人民的手中。自1949年5月28日起，上海市人民政府将每年的5月28日定为上海解放纪念日。
方老如今还清晰记得当年夹道欢迎解放军的情景，他回忆说，在此之前的1949年4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到上海复旦，逮捕了83位进步同学，还有些教授被软禁了。当时，为了让学生和老师们放松警惕，国民党军队冒充解放军宣布已经解放了。有些人稀里糊涂地以为真的解放了，结果有的被逮捕了，有的被软禁了，由于方川天天收听新华社的广播，知道这是骗局，故而没有上当。1949年的7月1日，在复旦学联领导下搞学运的同班同学邀我参加他所在的南下服务团小组，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跟随小组积极参加他们组织的各项活动。
也就在方川参加复旦学联的活动期间，华东新闻学院于1949年7月在上海创办，得到华东新闻学院的招生消息后，喜爱写作已经在复旦大学教育系读完三年的方川立即报名参加了学习，因为这时正处暑假期间，华东新闻学院招生简章很明确，是一个月短期讲习班。方川清楚地记得，当年华东新闻学院院长是恽逸群，教务长是王中。学员学习一个月后将分配工作。讲习班7月招生，8月1日开学，范长江、恽逸群、冯定、胡风、魏文伯等著名专家和学者亲自授课，学习了 《辩证唯物主义》、《新人生观》、《国内外形势》、《中国革命问题》、《新闻业务与政策》等。
1949年8月25日，方川以优异成绩在华东新闻学院结业，被正式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军军部任军事记者，而这个三十军正是1949年2月于渡江战役前由华东野战军第12纵队改名，军长是谢振华。方川记得当年就在军政治部主任刘仲华处报到的，到1950年元月，三十军调归华东海军，三十军撤销。这样，方川就调到华东海军司令部政治部教育科任干事，那时教育科负责军人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文化教育，方川负责文化教育，军衔为排级干部，相当于今天的少尉或中尉，教育科的科长是新四军老资格干部聂大朋，而方川的顶头上司就是华东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爱萍将军。
部队是个大家庭，方川作为大学生军人，司令部的一位小干事，领导对他也非常重视，各方面既关心也严格要求，外出视察或检查工作总要带上他。一次，司令部的两位老领导带着方川在东海前哨视察工作，他们也知道方川是华侨，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而且在三十军当记者很有名气，是军篮球队和足球队的绝对主力。“初到海防前哨，两位领导不顾一天的奔波与劳累，在小岛的营房里，在摇曳的豆油灯下与我彻夜谈心，我向两位老领导汇报我在学校参加学潮的情况，他们俩对我的工作极为赞赏，然后向我讲述解放区军民在及其艰苦的年代，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强烈震撼了我的心灵。随后我采访英模感人事迹，更使我的人生观进一步升华，因而对其他同学在地方工作，经济收入高我十多倍也不介意。”方川说。
（七）厄运的开始
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其对象集中在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5方面的反革命分子。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的三大运动之一。据有关史料显示，在镇反运动中，全国共捕262万余人，其中“共杀反革命分子71.2万余名，关了129万余名，先后管制了120万余名。
这场涉及全国各地各个角落的镇反运动虽然已经过去了67年，95岁的方川老人对当年这场大规模的镇压和杀戮至今历历在目，犹如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同样也波及到军队，从1951年5月开始，军队就开始贯彻学习中共中央《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学习毛泽东亲自主持《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又称“双十”指示)，纠正“宽大无边”的右倾倾向，要求各级党委对右倾偏向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正确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当杀者，应即处以死刑；当监禁和改造者，应即逮捕加以改造；对罪恶较轻又愿意悔改者，应即实行管制并加以考察，若继续作案应严厉制裁。
“在军队内部清查一开始就是人人过关的政治运动，一些老同志经三查三整，组织上早已有结论。而我经历曲折，又是海外归来，自然是审查重点”，方川说。当年镇反开始后，方川是华东海军司令部的文化干事，又是大学生，年轻有朝气，工作能力强，运动开始后被借调到审查组担任记录员，这时的华东海军军法处的调查审查矛头已经直接围绕新参军的军人，着重审查其三代内家史。“我连续半个月担任记录，主持会议的袁也烈副司令员的夫人罗迦科长在结束总评时还特别表扬了我：记录认真详细，思想觉悟很高。与此同时，我参加全军首届运动会，与队友一起为单位夺得男排冠军，运动会闭幕后我又协助挑选足球队员赴京参加八一队甄选，可是，几个月后便被部队突然关押管训，这是让我万万没想到的”。说到这里，老人深邃的眼睛里已闪烁着晶莹的泪花。
厄运开始的日期令方川永生永世也不会忘记，1951年12月21日，华东海军军法处突然来人带他走，说是学习半年，其实是关押。临走前方川连所有的衣物、珍爱的影集都来不及处理，并中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这位军中才子瞬间就变成了阶下囚。
说祸起萧墙也好，说命运不济也罢，年轻聪颖的方川是玩不过政治的。当1949年8月他入华东新闻学院学习时，在填写学员履历表时就埋下了“厄运”的种子，艰苦危险的抗日历程并不能代表自己是无产阶级战士、革命军人。这履历表中这天真的自传无疑是自投罗网。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以后，在人人检讨、人人自查、人人过关的运动中，他真实得没有一点水分的《自传》抗日经历和抗日故事已经对他已经没有一点好处，危险就在他面前，对这位年轻正直的小军官而言，是毫不知晓、毫无准备的。虽然在他的履历表和自传中只有抗战、进空军军校、退伍复学、进新闻学院、参军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16岁投身抗战，他是在国民党领导下进行的。所以，半年关押学习管训后，军法处就以方川档案袋中的自传为依据，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判处三年劳役（管制）。成为当年镇反中被关押的120余万被管制人员之一，开始了他人生漫长的28年又5个月的牢狱之灾。
（八）关押在管训队的日子
当年和我关在一起的有200多人，绝大部分都是49年前后参加革命、加入解放军的。有家庭成分不好的，有亲属曾在国民党军队或政府当官的，有海外归来的，有国军投降过来的，有起义过来的，有被国民党关押解放后参军的，总之林林总总。镇反开始后，镇反审查组一旦看到履历表或自传上感觉有问题的，一律进管训队，不准你说一个“不”字。
方川先生回忆，在管训的半年期间，几乎是每天要你挖思想根桩，检查自己的错误，深刻认识自己的罪过。两天一小会，三天一大会，对每个人进行严厉的考查和洗脑。在这半年的管训期间，有200多人先后被宣判，并被分批押走。最后只剩下我们7个人，押往华东海军劳教队看押。这7个人一个是留英归来后随重庆舰起义的枪炮军士长，因为他是蒋介石的族孙；一个是受组织委派给已愿为我用的被俘日军医当通讯员的老区少年，因为少年曾被其认作干儿子；一个是起义后海上勇敢作战负伤还立过战功的艇长，因为他先前干过汪、蒋海军；一个是皖南事变被关上饶集中营获释放找到部队重新参加的新四军老战士，因为当时他奉命假自首；其余两个水兵平时表现都还好，因为有亲人在台湾当大官。
眼下只有方川最复杂了：受抗日的宣传，北上找抗大，国民党说，国共都是抗日，那里抗日都一样，故受训一个月后回到河内继续抗日。“1941年我16岁，冒着全家受株连的极大危险，在越秘密抗日，后被通缉逃回中国。后又考取空军献身救国，抗战胜利后反对内战，退伍复学，在地下学联领导下面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义无反顾投入学生运动，差一点逮捕牺牲，上海解放，放弃学位报名参军。纵观个人的历程，明显是向往共产党并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最后，匪夷所思的是根据我的自传，居然把我认定为历史反革命，判决三年劳役，这简直是天下奇闻。”方川哀伤地说。
但管训队的确是管训队，里面的主管人员和具体工作人员水平（骗局）高超，只要你说出来写成文字，用你的手指蘸上印泥摁在文字上，事情就完成了。据说类似的审讯两千多年的帝皇衙门都是这样搞的，而且有过之无不及。造成了历史上的冤案错案比比皆是，延绵不断。但最让方川疑惑的是，办案审查人员面对这位海军司令部的小干事，似呼总是网开一面，始终面带笑容说：方干事，你放心，你是大学生，我们不会为难你，只要你不上诉，心态平和一点，过不了多久，你还是可以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还可以回到司令部从事你喜欢的工作，其实，这也是组织在考验你，你要振作起来，接受组织的考验，对得起党和领导对你的信任。
当年也许方川真的相信了办案人员的一番话，面对这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虽然让他心存巨大的不满和满肚子的不服，想想只要挨过这么短短的一两年，还可以回到司令部工作，万般无奈下的他还是忍住了，故他一直没上诉。可以说，这位年轻的小军官太相信当年办案人员给他的承诺了。两个月后，全军所有劳教队突然奉命撤销，劳教人员全部押送苏北农场劳教，脱离部队编制，取消一切供给，这位老老实实的司令部方干事从此陷入了无底的深渊。
（九）创世界纪录的羁押
我与这位95岁高龄的方川老师的接触和攀谈是在一片温馨、祥和、坦率的氛围下进行的，不管在前往南京、常州抗战老兵聚会的汽车上、宾馆里，还是在他的溧阳西后街质朴旧居中，老人给我的形象是记忆非常清晰、讲话非常有条理，而且耳朵和眼睛非常好。从老人拿给我看的长长的一张手写单子上记录着全国有200多家报社、杂志和出版社与他保持着往来和联系，《强军之路》、《永远的旗帜》、《领航中国人》等全国许多报刊杂志向他征稿，最近由国家人民信息网等联合编著的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系列丛书《党旗下的优秀儿女》已聘任他为特邀顾问，值得一提的是他写的《一个黄埔军校归侨老兵的祖国情结》也将在《党旗下的优秀儿女》全文发表。
老人在文章中说：“我衷心拥护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开创的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对外新局面，1941年16岁即诀别亲人投入对敌艰苦斗争直到抗战胜利，这些经历向来受人赞赏，怎么解放后竟然变成被人唾骂的反革命？甚至因为内查外调多时都无犯罪事实，原判只三年劳役却无端变成无期关押。军法处给我的第一张判决书是1955.7.15刑满，可是第二张却是1954.12.21到期，而实际上我是1955.6.19由犯人中队调场员中队后依然在原地劳改，直至1979.12.31平反后半年，才在1980.6.30完全脱离专政，羁押之长超过所有中、外战犯！”也就是说方川奇异的羁押时间打破了世界纪录！同时，这位95岁的老人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向我们现在的法治中国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劳改期间，每个劳改中队都可安排一名犯人全脱产，负责统计当天劳动成果，交干部晚点讲评，因为方川是大学生，被安排做统计，但目无法纪的管教干部却让他戴罪劳动，不让他脱产，只准他在晚收工前抽出两个小时去完成，这让他晚上很晚才能吃饭。而劳改单位每次迁移，犯人们都是在睡梦中被惊心动魄的紧急哨声突然唤醒，不管是鹅毛大雪还是滂沱暴雨，都要挑着个人全部生活家什在场排队，等候新单位来点名验收。且四周站着手握冲锋枪怒目监视我们的公安战士。遣送时若走水路，只能在密封的船舱下闷坐，连转身站立都困难。每次面临此情此景，我总要想起知名大战犯都全部大赦了，而我一直拥护共产党却被长期关押专政，禁不住凝望苍天，百感交集，止不住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直掉。
方川老人在新的自传里写道：“我一生怎么会反党叛国？在海外，从小就受到浓烈的爱国思想熏陶：才学步，父亲就手牵着我参加国庆提灯大游行；九·一八后，堂兄就怒将高价买来的装饰客厅的大花瓶等所有日本瓷器砸得粉碎；逢国耻纪念日，还召集全家在孙中山遗像前默哀，背诵遗嘱，勉励我们要立志保国雪耻；启蒙课堂内外，不断索绕着岳飞“还我河山”的强烈呼号和满江红悲壮的旋律；历史课本上的屈辱历史字字血泪，.....”但四十七年的蒙冤，二十八年零五个月的牢狱，丝毫没有改变专政机关对方川的看法，始终认为他是受过高等教育，干过秘密工作、在军校训练过的政治犯，是最危险的敌人。
（十）在狱中显示自我
方川从1951年12月21日起到1979年12月31日止，在监狱共度过了28年又5个月，计10373天，几乎在此度过了整个人生的近一半时间。监狱为防止劳改犯逃跑，平均三年左右就要换一次监狱关押地址，从1951年到1970年方川一直关押在苏北的一些监狱劳改，先后更换过8个监狱，1970年被押送到溧阳竹箦煤矿，直到1979年平反。平反昭雪后的方川被安置在溧阳永和中学任教，于1983年离休，享受正排级待遇，紧接着方川开始了漫漫申诉路，直到1998年在迟浩田将军的亲自过问下，才给予彻底平反，恢复正团级离休待遇，当然，这是后话。笔者最关注的是方川先生为何蒙冤47年能在牢狱渡过28年零5个月，我和他的话题再次就这个问题而展开。
老人说。和共产党血战的国民党战犯都能大赦，我一个16岁就参加抗战，一直拥护共产党的人会有什么错？！我在监狱中经常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不管是危机四伏的地下抗战还是在空军军校，不管是生死攸关的闹学潮还是参军后在华东海军司令部工作，他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国家和人民，更让他增强了活下去的力量和勇气。
当年，方川教管期限已满，劳改队就是不释放，方川只得将家父接国家侨办方方主任复信后汇来的路费全部购买经济建设公债；五十年代中期，他利用放牧和夜班的间隙，不辞辛劳，花了三年的时间把越文版的《胡志明传》翻译成中文，全稿完成后，他投寄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但从此石沉大海杳无音信；夏天高温烈日下的农田，“汗滴禾下土”的方川在拼命苦干，劳改农场在推广着方川自制的新式工具，入夜，方川还得写黑板报、撰写倡议书、挑战书、应战书到深夜，明天一大早还要按时出工......
七十年代初中央号召开发江南煤田，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站在卷扬旁亲临现场视察，让众多媒体拍摄他和大队卡车一起装煤的景象，现场是人头涌动、红旗飘扬、高音喇叭歌声嘹亮。突然，一块千斤大石向许司令滚来，方川一看不好，首长危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方川冒死开着推土机迎着巨石而上，死命顶住了下滚的巨石，避免了一起机毁人忙的特大事故；零下十多度某滴水成冰的劳改农场芦苇塘，下水劳动的方川脚被芦苇椿和冰角刺伤，至今，方川还记得当年寒冬腊月芦苇塘上漂浮着一汪汪自己鲜红血迹的凄惨情景；一次，为抢救国家财产和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在夜间突击筑闸护堤时，方川黑暗中被上面掉落的大泥块击昏，苏醒后继续干；渡河竹排绳断，这时事务长掉落水中情况十分危急，方川毫不犹豫跳下激流把事务长推向了岸边，而自己差一点被激流卷走......
最让方川当年想不通的是，即使他在劳改队付出了很多，贡献很大，丝毫得不到领导的同情和理解，就连一点点小小的表彰也轮不到，而且被其他犯人作为减刑早日出狱的垫脚石，因为方川的头上仍带着高帽子，也依然是最危险的阶级敌人。屡遭打击、屡遭冤枉、屡遭挫折的他因多次申诉被劳改单位通令处罚，并让同是劳改犯的犯人都可以对他进行严厉管制，即使很了解他的犯人和劳教干部也不敢流露对他的一丝丝同情。
（十一） 小施金蝉脱壳计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中，时间来到了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末，这时多灾多难的中国经历了解放以后近三十年的各项政治运动，尤其经过十年浩劫，国家正处在“百业待兴、百废待举”的状态，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正在拨乱反正。此刻，已经身陷囹圄近28年的方川，在这长期的磨难中已经从一位潇洒的大学生、年轻英俊的军官变化成一位乌黄骨瘦、老态龙钟、孑然一身的花甲老人。同学、朋友、战友一个个平反的消息传到他的耳边，此刻，身陷狱中的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赶紧想办法出去，到原单位直接申诉
也许天赐良机，1979年2月17日，中国政府在中越边境开始了规模空前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半个月后中国军队曾经一度推进到越北的凉山后撤兵。随之，越南国内开始了大规模的排华，方川的姐姐也被赶回国内暂时居住在广州，她写信给方川，要他去广州会面。方川一看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便向劳改单位提出探亲的请求，也许是受当时的大气候的影响，也许是监狱领导料想这位坐了半辈子牢的老人插翅难飞，居然第一次破例准假方川一个月，让其回广州探亲。
获得探亲的方川犹如第一次出笼的飞鸟，畅快呼吸着自由的空气。这次他根本没急着去广州和亲人见面，而是直奔他的原工作单位东海舰队，也就是现在的东海舰队司令部上诉。因为在狱中，方川共向中国人民解放军东海舰队有关领导和单位共投寄了三十几封申诉信，都石沉大海。负责接待人员实事求是地说，你的所有申诉信我们都收到了，但是，对你过去的一些处理，因为上面没有具体情况和相关政策允许，也不可能给你平反，自然也没有给你回复。作为我们具体分管单位我们还是只能相信组织，不可能相信你的申诉材料。如今形势和政策已经成熟，你的问题是到解决和平反的时候了。
那天，回到海军东海舰队司令部招待所的方川高兴异常，推开窗，望着满城璀璨的灯火，他欣慰地笑了，这是他28年来发自内心的欢笑！不一会儿，原东海舰队司令部宣传部部长杜果亲自来到了方川下榻的招待所，向饱受煎熬的方川表示慰问，两人进行了回忆、聊天、攀谈。当方川问到蒙冤前东海舰队司令部的有关老同事老领导时，杜果毕竟是后来调去任职的，对大部分老同志老领导并不都认识，但方川问到当年自己的直接上司，原东海舰队司令部教育科聂大朋科长时，杜果来劲了说，聂大朋也是我的老领导呀，他早已调到解放军总政治部去工作了，是我们的上级大领导。接着，杜果把聂大朋在北京的住址和电话都告诉了方川。呵呵，这偶然无意间的攀谈，让方川知道了当年非常欣赏他的老领导还健在的消息和线索，也让方川初步平反后又跨上了彻底平反19年的漫漫上访路埋下了伏笔。
无疑，方川借探亲之机，冒着极大风险找到海军东海舰队司令部申诉，要求平反这一着棋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更关键的是与杜果的一番长谈知道了党中央正在拨乱反正，一些历史遗留问题正在逐步得到纠正。并且知道了自己的老首长张爱萍、聂大朋都健在的消息。同时，也从原部队领导那里得到了给予他平反的确切信息后，高高兴兴地踏上了回广州与姐姐等亲人会面的路程。
（十二） 三个迟来的文件
公元一千九百八十年的七月一日上午，一位管教干部气喘吁吁地跑到工地，朝正在煤矿工地开扒运机干活的方川大声说，赶快到场部办公室，有人找你。时年已经57岁的方川从机车里爬了出来，头上、身上满是煤灰，脸上的煤灰随着汗珠而流淌，工作服此刻已被汗水湿透。他随着管教干部来到办公室，这时早就有两位军人在等着他了。原来这两位军人是东海舰队保卫部的军官，是专程来溧阳竹箦煤矿落实方川平反问题的。
看着方川满身劳动的汗水和煤灰，陪同的场部领导马上安排方川去洗澡更衣，待方川去浴室洗除一身污垢换上新衣回到场部小会议室后，喜气洋洋的他似乎换了一个人。然后，由东海舰队司令部派出的两位保卫部的军官代表东海舰队当面向大家宣读了《海军东海舰队军事法院（平反）判决书》，《海军东海舰队政治部的决定》以及海军东海舰队政治部干部部恢复方川军籍及优抚等三个文件。
紧接着，两位军官带着方川来到了溧阳县人事局，溧阳人事局看了方川的档案后，认为方川应该归属溧阳县教育局解决。随后他们又来到县教育局，经过一番争执和讨价还价，最后，方川被安置到溧阳边远的永和中学教书。方川说，就当时来说，我在溧阳孑然一身，无亲无故，也只得听天由命吧。
据方川诉说，他被教育局安排到永和中学任教，担任英语老师。那时，这所破破烂烂的学校既无水也无电，住的是危房，雨天漏水，冬天飘雪。炎夏群蚊扑脸，鼠蛇在帐顶搏斗。校长还叫方川兼学校的保管和会计，让他帮炊事员挑肥、种菜，培应考生在教室席地睡觉，而其他监考老师则住旅馆，分配他的教时比所有的老师都多。在牢狱中度过近30年的方川这时非常有理智，他清晰地看到，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的基层干部或多或少还被文革的阴霾笼罩着，他们好像对组织作出的决定不以为然，大都视方川不过是宽大释放的犯人，对其另眼看待。
其实，方川那时并不是认为教育局对他的另眼看待，也不是嫌弃穷山恶水的地理环境，更不是感到学校领导对他的歧视和偏见，他经历这么长时间磨难的牢狱生活都度过来了，还有什么不可以跨越的呢？！何况在永和中学短短的三年教学生涯中，方川学到了许多在狱中无法学到的许多东西。让他真正无法理解的就是平反时这三个文件，在恢复军籍优抚方面是让他非常的不解，在海军东海舰队政治部干部部的文件中：“每个月军令增发2元，再按排级增加一倍，发给方川同志复员费三百五十六元正”。在海军东海舰队政治部的决定文件中，决定补助方川同志：“补助医疗费300元，补助生活费300元。”更让他费解的是，他到教育局办理离休手续时，离休工资每月60元，行政23级对待。无奈之下，他开始了上诉之路。
（十三）五十九岁组家庭
在方川初步得到平反开始再次跨上19年漫漫申诉路的过程中，时为溧阳永和中学老师的他，其地位和身份与以前的农场劳改犯相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师的身份除在文革中被肆意贬低外，在中国人传统的眼光里是非常令人羡慕和尊敬的职业。虽然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处于溧阳边角的永和还是个穷乡僻壤，但很快永和中学来了一位平反退休教师的消息一下子传遍了这个丘陵山区的家家户户。
让方川在当地引人关注的原因有许多，关键他是一位从没结过婚的单身汉。当年他拿着溧阳教育局的介绍信去永和中学报到时已经57岁了，给人第一印象就是一位非常精神的老小伙子。有时一到星期天，方川就要从学校的单身宿舍步行到镇上的邮局取外地寄来的钱。按理，方川就一个人，每月的工资已足够他的生活开支。但是他的姐姐、他的侄子和亲友知道他平反后在山区工作，经常给他寄钱来，最让他感动的是，自从他平反后，他原来的工作单位海军东海舰队司令部政治部不管老战友还是新战友，听了方川的遭遇后，大家都非常同情，尤其是原政治部部长杜果的爱人早年与方川是同事，她经常发动新老战友筹款，接济方川，搞得方川时常到镇邮局提战友们寄来的汇款。
热心人给方川介绍的对象也有好几个，也许近三十年的牢狱生活也苦惯了，也许对他来说家庭这一概念已经非常生疏和淡薄，故他一直拒绝许多好事者的说媒。其实，当年从方川的内心讲，他还是非常想建立一个家庭的，当年在复旦大学求学时，许多女同学也都向这位白马王子暗送过秋波，只是他那时的心思都用在学习上，顾不上这非分之想。
每当放学后吃了晚饭回到单人宿舍的方川就感到很寂寞，此时的方川心情是矛盾的，都快60岁的人了，还是孑然一身，蒙冤近30年，没有家庭，没有后代，作为一个男人，何不想有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孩子？应该说当时方川还是考虑到了问题的焦点，这就是娶了妻子，也应该生自己的孩子，为自己的晚年作打算，因为他很知道中国人的传统“养儿防老，积谷防荒”铁定道理。因此，在他的内心也打了小九九，未来的妻子应该有文化，至少初中文化以上，相貌一般的育龄妇女就可以了，能持家，能干活，个性温柔，最好有工作。
应该说方川老师当年的择偶标准并不高，假如换成今天，他娶一个漂漂亮亮有知识有文化的年轻姑娘也不是没有可能。可是，当时是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哇，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环境还没发展到如今的程度，热心的人给他介绍的都是年龄相仿的农村大娘、大妈或无工作的大嫂，更关键的是她们都是没有文化的文盲，这自然不会被方老师所接受。
话说方川时常去镇上的邮局取钱，引起了在这邮电所工作的一位阿姨的注意，一来二去，大家慢慢地熟悉起来了。在这位阿姨的眼里，这位中学老师是非常有钱的华侨，一会儿越南寄钱过来了，一会儿广州寄钱来了，一会儿部队寄钱来了。随着聊天的深入，邮电所阿姨知道了方川老师的许多情况，感觉是一位非常不错的老实人，就把自己的一位最要好的大姐介绍给了方川。
这位大姐是谁呢？她叫朱荷英，老家是原杨庄洋车垛人，是原溧阳人民电影院的退休职工。孤寡一人的她50岁退休后，20多元的退休工资无法维持拖儿带女生活的她，通过熟人的介绍来到永和（东王庙）干养鸡等活。与她近邻的邮电所阿姨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直想帮他找一个老伴，如今遇到方川，感觉非常与自己的朱大姐般配，一阵凑合后双方见了面。老话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可能那天见面朱荷英表现的非常得体，让方川感到比较满意，再加又是一位勤劳能干的退休女工，方川原隐藏在思想深处的某些择偶标准发生了松动，这就是他坚持的育龄妇女和文化程度，在邮电阿姨的“老来结婚老来伴”巧舌如簧的劝说下，方川似乎在望着地面发呆，最后他吞吞吐吐地问，文化程度呢，邮电阿姨立即接上话头，是初中生（其实是半文盲）。
今年已经95岁的方川先生说，当年这位邮电所的阿姨怕我变卦，第二天就到公社办理了结婚证，婚前婚后的一些事也全部由她代办了。1983年2月3日，方川与电影院退休女工朱荷英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他也从学校漏雨透风的单人宿舍里搬到了朱荷英的家里，吃够苦头、漂泊半世、孑然一身的他终于有了一个家，时年他59岁，朱荷英56岁。
（十四）首次回越南探亲的尴尬
这真是“六月里冻死羊，说来话长”，方川平反后，其个人生活轨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在劳改农场就一个人生活，几十年中一切都听管教的。而现在的一切都在潜移默化中悄悄的改变着。就当老师而言，学生一切都是听他的；校长和其它老师看在他年纪的份上，有时总是要让他三分。但回到家中，他又是一位非常温和的老男人，一切都听从妻子的安排。随着岁月的流逝，时间来到了1988年，他与姐姐第一次在广东番禺相见已近10年，此时此刻的他又萌生了回越南老家探亲的念头。
自从1943年方川在河内、海防等地从事地下抗日活动被日寇发现后，好在他及时得到了情报，尧幸地躲过了追杀，经过千难万险成功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从此以后方川再也没回去过。自从有了回家探亲的念头后，方川开始了这方面的准备，他先到溧阳公安局了解需要办理的相关手续，在办理的过程中，他根据办事部门的审批要求，还不时地向不知情的公证部门交纳各种费用。待溧阳相关部门的一切手续办完以后，还远赴北京的越南驻中国大使馆办理了签证手续。
在办理好了一切手续后方川终于踏上了回越南探亲的路程。1988年的中国交通还没有现在这么畅通和快捷，如今从溧阳上高铁当天就可以到达深圳等地，从上海坐高铁8个小时可以到昆明。当年方川从溧阳乘公共汽车到上海，再乘火车后再转车，到达中越边境起码要一星期左右。当65岁的方川提着沉重的行李在边检站办理手续时，遭到了边检人员的拒绝，说溧阳公安部门给方川办理的出境卡应该有两张才能通过，一张是绝对不能通过的。方川这时急的满头大汗，再三哀求边境人员放行，说：我已经整整45年没回家探亲了，能不能通融照顾一下。可是边境人员和值班领导就是不答应，坚持必须办全证件才可以通过。
心急火燎的方川只得打长途电话给溧阳公安局，说明了由于溧阳公安少办了一张入境卡，在边检口岸遭遇了尴尬情况，希望溧阳公安给予帮忙。当时溧阳公安在电话中淡淡地说：你回来吧，我们再给你补办一张。此刻，身陷中越边境处的这位65岁的老人急得都要哭下来了。这时，边境站的一位工作人员提示方川：老人家，你让你的家人或亲戚朋友替你到当地公安部门再补办一张立即寄过来不就行了吗？方川立马拍了加急电报给溧阳公安，但还是遭到了拒绝，溧阳公安要求方川必须本人到场才能办理，气得老人差一点昏了过去。
这件事虽然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已经95岁的方川老师对这件事至今都耿耿于怀。他对我说：当年我只身带了大包小包的行李上汽车、爬火车，在路上7天多才到中越的东兴边境，而溧阳公安的办事员竟然让我回去再补办一张出境卡。其它不说，最主要的是光来回一趟花在路上的时间就要半个月，过了中越边境跨上越南土地，我还要赶赴河内看望姐姐，还要赶到越南最南边的胡志明市与焦急等待他的哥哥会面。而我的探亲假只有一个月，如果再让我回家补办出境卡，再回头，光路上的时间就近一个月，我还探什么亲呢，这岂不是折腾人嘛！
这一天是方川老师整个人生经历中最灰暗、最痛苦的一天，即使在处境最艰难的牢狱中也没有这样难过与痛苦过。天慢慢地暗下来了，方川老师背着、提着大包小包漫无目的地在东兴边检站附近悠转，累了就一屁股坐在路旁，伤心地抹着眼泪。
看到一位老人在路边如此伤心地哭泣，引来了当地的一位居民，问清原由后，他悄悄地对方川说，离边检站不远处有一个边民通道，是给在中方打工的越南人回家时用的，不用过境卡，过境时检查人员只大致看你的脸型像不像越南人就行了，我看你的脸型像越南人，你可以从那边去试试。
也许世上还是好人多，也许方川妈妈遗传因子的作用，那天傍晚，在过中越边境的便民通道时，在边检人员虎视眈眈的眼皮底下，中越混血儿方川老师竟平安无事通过了东兴边检站一侧的边民通道，成功踏上了越南的土地。
（十五） 难忘老科长聂大朋
1994年的金秋十月，方川受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笕桥24期50周年大庆”，这就是方川于1944年考取的第24期国民党中国空军军官学校同学聚会，来自美国、韩国、台湾、加拿大等国和中国大陆的本届空军军官们欢聚北京，共叙友情。方川在这次中国空军军官学校笕桥24期50周年大庆上被授予“北京航空联谊会终身会员”称号。
“笕桥24期50周年大庆”一结束，方川第一件事情就是找自己的老科长聂大朋。这位聂大朋是谁呢？相关资料显示，聂大朋1958年毕业于解放军政治学院。1939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新安旅行团队长、团长，中共泗沐县委宣传干事、三庄区委书记、宣传部长，苏北六分区政治部宣教科长，八十八师政治部宣教科长，华东海军政治部教育科长，解放军总政治部《八一》杂志编辑，总政主任办公室主任、秘书处长，总政管理局长、政治委员，总政文化部副部长(正军职)，孩子天地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第三届理事，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理事。1950年曾获华东军区《人民前线》优秀通讯员一等奖。1941年开始发表作品。199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当年方川在华东新闻学院毕业参军后被安排在三十军军部任宣传干事，不久三十军划归华东海军，方川被安排到华东海军政治部教育科任科员负责文化教育，当时教育科科长就是聂大朋，那时方川既搞文化教育，也兼搞部队的新闻采访和宣传工作，而且把工作搞得很出色，令科长聂大朋非常满意，经常在大会小会上表扬方川。可惜在方川出事前被解放军总政治部调到了《八一》杂志社，在此前，华东海军司令员兼政委张爱萍也被调到第七兵团任司令员兼浙江军区司令员。
方川按照东海舰队政治部部长杜果给他的电话和地址，很快就联系上了老领导聂大朋，并很快与聂大朋见到了面。分别四十多年，两位老战友的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久久不能松开。这时的聂大朋已经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的职位上退了下来，他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蒙冤几十年的老部下，在这位聂科长的眼里，当年的方川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大学生，更是一位英俊潇洒工作突出的军官，如今站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位老态龙钟七十多岁的老人，这让他心酸不已。方川把自己几十年的冤屈一股脑儿地朝自己的老科长倾泄了出来，尤其谈到了自己1980年所谓的平反后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引起了聂大朋的共鸣。他马上拿起桌上的电话，打到了张爱萍的家里，两位原华东海军的老领导在电话里谈了好一会儿才挂断了电话。在老科长聂大朋的指引下，方川只身一个人来到了鼓楼米巷张爱萍的家，这就是我本文开头《求见张爱萍》。
这次方川借 “笕桥24期50周年大庆”同学聚会的机会去北京见到了张爱萍、李又兰、聂大朋，他们一致认为原下属方川蒙冤这么多年，遭受这么大的苦难，应该为他彻底平反，还方川一个公道！谁知好事多磨，由于一些人为的原因，东海舰队曾经派人过来落实一些具体问题，但地方和部队衔接上的矛盾，一直没解决。直到1998年，聂大朋与方川通电话问到问题解决了没有，方川才透露了真相，这下聂大朋脑怒了，当即打电话给原自己的部下邱建国（时任迟浩田的秘书），最后在迟浩田将军的亲自过问下，由海军东海舰队法院院长带队的一行专程来溧阳为方川彻底平了反，最终方川不但享受离休待遇，而且级别由正排级提高到正团级，同时工资享受正团级待遇。直至今天，方川还记得周利人对办案人员说的一句话：我们共产党对不起方川这个人！
（十六）74岁迎来新人生
历史总是在正确与谬误的相互搏斗、相互厮杀、相互制约中交替前进的。也就是说历史绝不是那一位圣人、那一个救世主来主导的，真正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来自于人民。因此开历史倒车的人无异于“螳臂当车”，在这一点上，95岁的方川先生与笔者的观点是一致的。好在方川先生在蒙冤47年后的1998年在他活到74岁的时候迎来了他人生中历史性的春天。从这一年开始，国家和人民还给了他应有的荣誉、地位、待遇。从此他从1998年开始精神舒畅、意气风发、生活幸福地来到了2018年，跨入了95岁“鲐背之年”和100岁间的“期颐”之年。
由于与世隔绝近几十年，当年方川从狱中出来在许多地方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花甲之年离休后，为了不让韶光倒流，他就去与高三同学同堂听课；自费旁听专为给在职青年教师进修的高师函授；还远行外出学校武林体疗，争分夺秒追赶时代，不做来去匆匆的过客。采访期间，方川反复多次提到改革开放，他说：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我方川的今天，更没有我方川今日之荣耀。对一般人来说，金榜题名、洞房花烛、他乡知故、生日升学、晋级乔迁、等等都值得庆贺，但对我来说，平反的振奋、离休的欣慰，才是一生中无与伦比的大喜事。
1994年的一天，原华东海军领导成员之一的周利人找到方川，他说是张爱萍将军专门打电话过来，叫我来看看你，他说你吃了不少苦。那时周利人离休后自费在张巷办了养猪场，还办了一家丽华实业公司，他一看方川离休后年纪也不大，身体也不错，再加是一位老知识分子，就请方川到丽华公司工作，方川面对这位从来没见过的老领导亲自上门来看望自己，还邀请自己前去到他公司上班，自然非常高兴。方川到丽华公司上班后，周利人专门安排他搞财务工作，从此，方川成了周利人的得力助手。40多年前方川在华东海军是周利人的下属，40年后方川又成为周利人的内当家，真是非常有戏剧性。
1996年，方川妻子朱荷英原工作单位溧阳市影剧公司实行房改，为了工作方便，也更是为了生活起居的方便，老两口商量后，就把坐落于西后街的一套影剧公司的宿舍房卖了下来，老两口就离开了东王庙开始在溧阳城里定居下来，过起了幸福的晚年生活。这样方川上班也更方便了。那时丽华公司已经搬到了周利人的养猪场，每天早上，方川骑着自行车到周利人的住处接周利人去上班，而周利人一看到方川来接他，总是欢快地跳上方川的自行车后坐架，这辆破旧的自行车载着当年大部分溧阳人不熟悉的瘦削精悍的两位老人，穿过城中心前往溧阳东门外的张巷养猪场上班。我问方川，周利人是副省级干部，怎么不配辆汽车上班。方川说，是的，有一次我骑自行车载着周利人路过市政府门口时，被市府一位领导看到了，立即安排有关部门派车专门接送周利人，谁知遭到了周利人的严正拒绝，还训斥着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来享受的，想当年我们下乡全部是背着被子双脚走路，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可现在的你们，上点班还要汽车接汽车送，真是享福之人啊！
（十七） 二战老兵昆明大联欢
２０００年４月，中美老兵昆明大联欢。４００名美国二战老兵和１００多名中国老战士参加了在昆明大聚会。这是战后中美二战老兵之间规模和影响最大的一次活动。同时这次聚会也成为建国以来中国民间对外交流的规模和外国友人来华数量非常可观的一次盛大活动，起到了非常积极和良好的效果。
这次规模空前的二战老兵大聚会前，其筹委会和有关部门都及时通知了家住江苏溧阳的方川。这是继方川参加中国空军的摇篮“笕桥24期50周年大会”获得“航空终身会员”后，又一次参与的重大活动。
这次来到昆明，对方川来说，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五十六年前，他就是在这里考入了中国空军军官学校，跨上了航空救国的道路。据方川向我介绍，这次的聚会，地点选在昆明，是由北京航空联谊会联合云南航空联谊会合办，因昆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场重要的城市和时局转折点，当年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是印度运送军火弹药、油料的基地，战时飞机须经中、印、缅地区而达昆明，而这个运输部队组织庞大，飞机众多，运输功能强，但仍无法避免飞行失事的发生。在喜马拉雅山延续的山脉上，曾有六百零九架飞机的损失，这当然是受高山气候多变，及机械故障或人为操作的影响，而造成如此严重的牺牲。因此，战后在昆明建有“驼峰纪念碑”一座，以慰死难者。
从某种意义来讲，这是一个地道的美国故事。被称为“铁汉”的陈纳德将军和他所领导的美国年轻飞行员们，在中国体现了美国精神。为了他们所珍视的自由，他们志愿在遥远的国度作战，他们的精神征服天空。这也是一个中国的故事。陈纳德将军和他的战士们选择了中国的事业，中国人民和他们并肩战斗。飞虎队和“战斗中的中国”一道克服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数以千计的中国农民用他们的眼睛和耳朵监视敌人的火力，并给美国飞行员们通风报信，通过“驼峰航线”确保食物和燃料运输。通过在广大农村地区修建数以百计的备用机场，延伸成长的中国空军的航程。想当年，陷入敌人占领区的美国飞行员们绝对不会忘记中国农民冒着生命危险为他们提供住处和保护。这位今年95岁的方川老人如是说。
让方川老人滔滔不绝记忆犹新的是：在当年的中美二战老兵聚会上，活动丰富多彩：二十四日上午，大伙赴郊野公园驼峰纪念碑前致祭。下午则举行联欢大会，约有中、外四百五十余人到场；晚上举行晚宴并由艺术团体演出民族舞蹈表演。
二十五日上午，参观陈纳德将军办公处所，下午参观世界园艺博览园。二十六日上午赴呈贡机场参观，以了解“飞虎”队在昆明作战时所使用之辅助机场，继赴石林参观石林美景；下午往七彩云南公园游览，于进晚餐同时，观看云南少数民族舞表演。二十七日参观民族村各项设施，有服装华丽之各族游女士，分列两旁，笑脸迎宾；下午参观“世纪的寻找”图片展后，二战老兵昆明之行才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如今已过去了近二十年，方川老人仍记忆犹新。
（十八） 最美还是夕阳红
方川先生自1979年平反和1998年彻底平反后，简直就像换了一个人，其精神面貌为之一新。他非常感谢1979年给他带来春天的那个人，感谢海军东海舰队政治部的新老战友在他平反后给他寄钱寄物，更感谢杜果部长把总政治部聂大朋的电话留给了他，让他有机会与老领导老首长建立了密切友好的往来。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与全国许多统战、侨办、民间公益组织及报社、期刊、杂志建立了联系和往来，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170余封来信。
继1988年他只身回越南探亲后，1996年他还被国内一知名企业聘请为翻译赴越南考察，从北方一直考察到南方，所到之处，让他感受最深的是越南的革新开放搞得非常扎实和稳妥，他们的改革不搞独轮车，而是经济革新和政治革新并驾齐驱，缺一不可。回家后他曾经把越南的双轮并驾齐驱的改革和出现的鼓舞民心的改革进程与他的老领导周利人也谈了，这位1937年参加革命的副省级干部听了方川的一番话，也许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眼睛“吧眨”了半天，嘴里呐呐地说：这个好，这个好，让越南人抢先干了。
在采访方川老人的日子里，老人多次和笔者谈到他的老同学金信。他老人家这么一说，让我大吃一惊，这不是韩国国父金九的儿子原韩国空军总参谋长吗？方川说没错，就是他。原来金信1944年与方川一起考取了中国空军军官学校，两人是同班同学。在昆明总校学习理论基础后，一起到印度的拉合尔空军分校驾驶飞机训练，两人在学校是同一个教室上课，同一个宿舍吃住，同一架飞机练习。1994年金秋十月，在北京举办的“笕桥24期50周年大庆”上，分别近50年的两位老同学紧紧相拥在一起，唏嘘了半天久久不能松开。金信毕竟是中国通，后来他问了方川一个问题：你还记得当年在中国空军拉合尔分校校门上醒目的大字吗？只见方川高声朗诵起来：“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别路”，呵呵，方川毕竟是方川啊！
许多人都知道，张爱萍将军的夫人李又兰女士当年是新四军中一位能文能武的女将，方川的第二次上访，得到了张爱萍夫妇的大力支持，尤其是李又兰女士。即使张爱萍将军2003年去世后，两家还保持着联系和通信往来。如今，95岁的方川先生还珍藏着2009年5月8日李友兰给方川的亲笔信，由此可见老上级对部下的友谊和关怀。正军级的聂大朋当年是方川的直接领导，离休后一直与方川保持着联系。他用自己一手漂亮的书法给方川题的字，让方川至今都感动不已，这位总政文化部副部长的题字是：“千万里奔走抗日舍家，含冤仍坦荡终生乐观”。
《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中国领导科学杂志社》、《从胜利走向辉煌》编委会、《共和国奠基者》、《人民信息网》编辑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日史》编委会、《焦点中国杂志社》等许多国家级的期刊和杂志都给他发来了邀请函和约稿信，并把方川的简历和回忆文章发表在刊物的首位。
方川91岁的妻子于今年仙逝，伤心之极的方川现在是孤身一人，回越南已经不可能，回广州番禺基本已经没有亲人，而他在溧阳已经生活了近半辈子，对溧阳已经有了留恋不舍的特殊情怀，走还是留，也许他还在矛盾着、纠结着......不过正如他的老首长聂大朋说的，方川是一位非常乐观的人。他正在以欢快的、愉悦的心情走进充满夕阳红的世界里，享受着晚年的美好生活。（全文完）
2018年11月于平陵书屋
